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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一览：1、云南城投在云南是怎样一个企业2、城投债价格如何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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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城投在云南是怎样一个企业
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简称云南昆明城投债权拍卖：省城投公司）的组建最早可以追溯到2003年云南昆明城投债权拍卖，当时云南省召开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工作会，会上提出要组建八大投融资平台，改革云南省的投融资方式。由于云南城市化进程的滞后已经成为制约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同时，全省1个特大城市、4个中等城市、12个小城市和462个建制镇（不含县市区政府所在地的118个城关镇）的不合理城镇发展格局，也促使省委、省政府认识到云南省需要成立一个省级城市建设领域的投融资平台。鉴于固定资产投资已经成为促进云南省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因素，大型投资公司的“主力引擎”作用日渐重要，省委省政府决定组建省级城市建设领域的投资公司，以进一步推动云南城市化进程。
省城投公司正式成立于2005年4月，是经省人民政府批准组建的现代大型国有企业，是省人民政府授权的城建投资项目出资人代表及实施机构。 2009年2月，正式纳入省国资委监管。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在昆明遇到云南昆明城投债权拍卖了难题。之前被市场寄予厚望的滇池环湖东路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在历经三年的等待之后，首批土地终于在今年6月底进入“招拍挂”出让环节，结果却遭遇大比例流拍。这非但使其“百亿盈利”化为幻影，此前投入的62亿元成本能否顺利收回都成悬念。
更严峻的是地方政策在变化。去年7月，昆明市政府开始强力控制土地一级开发，将全市范围内的土地一级开发整理项目交由市属投资公司全面负责。这让省级开发平台云南城投陷入尴尬。同时，根据新政策，昆明市划定的土地一级开发整理项目统一按照总投资额的16%给予回报，这与三年前云南城投和昆明市政府签订的土地出让净收益五五分成的分配比例相去甚远，是导致云南城投目前困境的核心矛盾所在。
“资金滚动不起来，现金流压力很大。”9月6日，一位云南城投内部人士告诉财新《新世纪》，囿于资金瓶颈，云南城投对滇池环湖东路土地一级的开发陷入停顿，“已经不再进行土地的拆迁、整理和收储”。
土地流拍致使一级开发投资难以回收，数笔银行贷款临近还款期限，信托、公司债融资计划均告失败，云南城投的资金链遭受重压。据2011年半年报显示，云南城投总负债高达96亿元，其中流动负债占51.4亿元。
城投债价格如何确定
目前常用的地方政府特征指标主要与财政收支有关，较少涉及债务负担状况。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的衡量常常由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所发行城投债余额加总得出。然而银行贷款、超短期融资券和短期融资券也是地方政府债务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团队首先根据发债企业公开披露的数据，加总地级市政府下属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全部有息债务数据来测度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量。
由于现有数据无法得出地方政府的总隐性负债与总资产之比，课题组将隐性债务分别除以地方政府预算收入、地方GDP和地方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获得了衡量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负担率的三个指标。第一种方法借鉴了衡量公司债务状况通常使用的利息覆盖率，第二种方法是参照衡量国家债务情况最通常采用的负债率指标，第三种方法近似于用当年政府新增固定资产作为分母来测度债务负担情况。通过地方城投平台债务加总核算的地方总隐性债务规模平均为年度地方政府一般预算收入的3.02倍、地方GDP的32.91%和地方社会固定资产投入的56.23%。
（二）政府隐性债务对城投债定价的影响
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负担率对于城投债的定价具有显著影响。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负担率越高，则城投债利差越大。城投债虽然在形式上为地方政府下属平台公司发行的企业债券，但实质上也是属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一部分。城投债定价中反映了地方政府的隐性担保能力。
具体来说，样本中数据的平均利差为2.19个百分点。如果市级政府隐性债务负担率提高1个标准差（一般来说平均值加减2个标准差可以涵盖95%的样本数据），城投债信用利差将提高7-11个基点。分析中考虑了地方政府财政状况、城投债发行主体财务状况和债券特征三类控制变量和时间固定效应，考虑个体固定效应的进一步分析得出类似的结果。
三、城投债隐性担保责任的变化
研究团队进一步探索市场对城投债隐性担保责任主体的认定。如果某市融资平台出现城投债政信 ，那么，动用资产进行兜底的政府会是市级政府、省级政府还是中央政府，或是最终无政府兜底？投资者所认定的城投债隐性担保主体，会随着相关新闻事件和政策产生变化。我们用时间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了2011年4月滇公路政信 函事件和2014年10月43号文发布对城投债定价的影响。
（一）2011年滇公路政信 函
云南省公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滇公路”）成立于2006年，负责云南省二级以上高等级公路的建设、运营、筹融资和相关产业的经营开发。滇公路注册资本50亿元，在各家银行的贷款余额近千亿元。2011年4月，云南省省级城投平台滇公路出现银行贷款政信 。
虽然这一事件并非直接的城投债政信 ，并且事件最终在政府的协调下由企业撤回政信 函告终，但事件带来的投资人对城投债风险认知的潜在影响可能是巨大的。该事件引起了投资者对融资平台政信 风险的普遍担忧，并最终导致了投资人恐慌情绪的蔓延以及债券市场整体流动性的下降，促使着投资者开始普遍关注融资平台所属地方政府的隐性担保能力。
实证结果显示，地级市层面政府隐性债务负担率与当地城投债利差之间的关系在滇公路政信 事件之前并不显著，而在事件之后则变得显著。 这一结果意味着在2011年政信 事件前，投资人理解的城投债隐性担保主体很可能是中央政府，因此并不关注发债主体所属地方政府的债务状况。而在政信 事件后，投资者在城投债定价中开始普遍关注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负担率的信息。
（二）国务院43号文
2014年10月，《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下称“43号文”）对外公布，明确了建立“借、用、还”相统一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机制，要求剥离融资平台的融资职能，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融资机制。43号文是对城投公司和地方政府关系的进一步厘清，对投资者关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负担在债券定价中的看法产生重要影响。43号文要求根据募投项目现金流覆盖情况对城投债是否纳入地方政府财政预算进行区分。一方面，对于将要纳入地方政府预算的债券，其信用风险与地方政府偿债能力状况的联系必然会增强；另一方面，对于不会纳入地方政府预算的债券，虽然这类债券的实际偿还将由企业自身经营承担，但是43号文同时支持政府对城投企业进行优质资产注入，落实偿债资金来源，这实际上使得该类债券的信用风险更加受到地方政府状况的影响。
研究团队比较在43号文发布前后，地级市信用对城投债利差的影响情况。结果发现，43号文发布后，不同地级市信用利差分化增加，投资者预期市级地方政府对城投债的隐性担保作用增强。类似地，加入省级政府债务情况的分析显示，相比之前，在43号文发布之后，该指标对省内各市级城投债利差的影响变得更为显著，同时当地市政府负债指标依然显著。综上所述，市场及投资者认定的市属城投债的隐性担保责任主体产生了从中央政府，到市级政府，再到市级加省级政府的变化。
四、总结
本文研究发现，市级政府隐性债务负担率对于解释城投债信用利差具有重要作用。
投资者对于隐性担保主体的看法是在不断变化的。在城投债市场发展的初期阶段，投资者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负担率作为城投债定价的重要考量指标，但在2011年滇公路政信 函事件发生后，投资者开始普遍关注市级政府隐性债务负担情况的影响，而继2014年10月国务院43号文发布后，市级政府隐性债务负担率的定价作用更加增强。同时，43号文所鼓励的政府债务置换措施也使得投资者所预期的隐性担保主体发生了又一改变：在市场预期地方债务置换后，投资者开始普遍关注省级政府的隐性债务负担状况，省级政府与市级政府一起，成为市场预期的城投债的隐性担保人。
隐性担保没有确定的法律约束力，其作为投资者的主观预期，受市场事件和政府政策影响非常明显。隐性担保在给地方政府带来低成本债务融资的同时，因其担保主体和担保强度的不确定性也造成了城投债价格的波动，间接提高了政府融资成本。我国地方政府融资市场从隐性化向显性化发展，是提高市场定价效率，促进债券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正确改革方向。
半年亏损超7亿 云南城投自救尚无出路
文︱房小旅
继2019年全年亏损27.78亿元成为上市滇企名副其实的“亏损王”后， 云南城投今年上半年再亏7.62亿元，继续坐拥“亏损王”称号 。
云南城投发布的半年报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7.63亿元，基本每股收益亏损0.49元；营业收入约为28.32亿元，同比增长50.23%。
截至6月末，云南辖区共有上市公司36家，其中有26家实现盈利，10家出现亏损，云南城投恐怕是亏的最惨的那一个。
云南城投上半年的亏损很大程度上来自子公司的拖累。 半年报数据显示，云南城投有5家主要控股公司、5家参股公司均亏损，合计亏损4.58亿元。
在云南城投主要控股公司中，云南艺术家园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上半年净利润亏损8255.17万元；云南城投龙瑞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亏损901.95万元；昆明市官渡区城中村改造置业有限公司亏损4482.51万元；成都银城置业有限公司亏损2424.14万元；宁波银泰置业有限公司亏损3119.7万元。
在云南城投主要参股公司中，云南城投华商之家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实现归母净利润亏损9223.38万元；云南万城百年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归母净利润亏损1266.46万元；云南华侨城实业有限公司亏损9192.75万元；青岛蔚蓝天地置业有限公司亏损3811.9万元；云南温泉山谷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亏损3124.93万元。
云南城投在报告中称，随着市场降温，金融监管政策的全面收紧，云南城投面临资金紧张的局面，新增资金及销售回款主要用于保障金融机构还款，后续开发资金不足。
截至6月末，云南城投使用自有资产为金融机构借款提供抵押、质押及担保，受限资产账面价值总额317.69亿元。
云南城投的资金链有多紧张，一组数据可以体现。截至6月30日，云南城投手握资金余额15.91亿元，短期借款与一年内到期非流动负债合计198.96亿元，两者之间的资金缺口巨大。此外，云南城投还有349亿元的应付账款及其他应付款需要偿付。总负债达782亿元，资金负债率高达94.52%。
从现金流来看，上半年云南城投经营现金流净额7.92亿元；投资现金流净额15.54亿元；筹资现金流净额-27.48亿元，同比下降342.9%；现金流净增加额为-4亿元。
云南城投人士解释称， 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的融资款下降，归还的借款较去年同期增加。
云南城投的主营业务为房地产业、商业管理、酒店运营，2019年这几部分业务对公司利润的贡献率分别为46.47%、29.71%、13.7%。
值得注意的是， 今年以来，云南城投相继出售多家子公司股权，以挽救资金压力，但现在来看，远远不能解渴。
不久前，云南城投启动了重大资产重组，据其8月3日重组进展公告：拟向控股股东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城投集团”）出售18家子公司的股权。交易达成后，云南城投集团将向上述各标的公司提供借款50.9亿元，用于标的公司偿还应付云南城投及其下属公司95.92亿元的债务。
7月31日晚，云南城投还将旗下西双版纳沧江文旅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与西双版纳云辰置业有限公司51%股权，以总价约5亿元转让给融创集团位于西双版纳的控股子公司。
云南城投还想出了以资抵债的路子。同样是在7月31日晚间，云南城投公布了一则债务抵偿暨关联交易事项，拟与云南城投 健康 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健康 公司”）、昆明市西苑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苑公司”）进行债务抵偿。由西苑公司以其持有的抵偿资产（坐落于昆明市的商业及写字楼，价格约3.32亿元）代云南城投向 健康 公司偿还部分债务。
上半年，云南城投还相继出售了昆明欣江合达城市建设有限公司60%股权、东莞云投置业有限公司90%股权、西双版纳航投置业有限公司80%股权、西安云城置业有限公司51%股权，合计回流资金6.89亿元。
云南城投方面称，2020年，公司经营业绩大幅下滑，资产负债率攀升，公司对外融资工作推进受限，资金压力加大，下半年公司将加快推进重大资产重组、积极采取清收债权、加快去化存货和资产处置等措施，提升运营水平。
这意味着，云南城投“卖子”自救路还很漫长。最终出路在哪，尚无解。
城投员工会买自己公司的债吗
城投员工不会买自己公司的债。根据资料查询显示想直接购买到城投债，难度有些大，分城投债只能由机构投资者购买，例如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商业银行等，员工及个人投资者无法直接购买。
业绩失收股价狂泻后，云南城投董事长涉严重违纪违法
还没等到任期满云南昆明城投债权拍卖，云南城投集团、云南城投（600239.SH）董事长许雷就已经出事。
5月24日晚，云南城投急发三份公告，其中两份与公司董事长有关，公告显示，许雷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由于许雷已无法履行董事及董事长的职责，公司控股股东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即云南城投集团）提议更换董事及董事长人选，经公司过半董事推举，由董事兼总经理杜胜暂代董事长职责，至新任董事长产生为止。
云南城投表示，该事项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造成影响。
然而此刻的云南城投，公司经营已连续多年失利，近4年业绩扣非后有3年均为亏损，今年一季度公司净利润更是暴跌652.46％，加之转型未果，股价暴跌，再遭遇高层人事震荡，云南城投与乐观渐行渐远。
董事长投案被查
云南城投近两年的人事颇不太平。2018年7月，因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涉嫌信披违规，被证监会立案调查，原独立董事朱锦余辞职云南昆明城投债权拍卖；今年2月，两名副总经理袁浩及李向何双双辞职。
5月惊雷，火终于砸到了最高指挥官身上。4月29日，许雷还出席会议，与安宁市委书记王迅座谈，不足一个月，便被宣布“主动投案”，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出事前，许雷担任云南城投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云南城投董事长、彩云国际董事局主席、非执行董事、成都环球世纪董事长。
许雷还曾任，云南城投集团党委书记、云南水务董事长、云南新世纪滇池国际董事、云南城投集团党委副书记。
从其个人履历上看，许雷2005年起，便担任云南城投集团董事长。
云南城投集团是由云南省国资委监管的省属大型企业，目前拥有云南城投和云南水务（06839.HK）两家上市公司、一家新三板公司（一乘股份），此外还是曲靖市商业银行第一大股东、莱蒙国际流通股第一大股东、闻泰 科技 第二大股东。
截至2018年12月31日，云南城投集团总资产2924.73亿元，累计实现收入逾1400亿元，实现利润逾150亿元。
由于许雷投案，集团层面，目前由云南省委组织部、省国资委已明确由公司总裁、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杨涛负责党委日常工作并代行董事长职权。
云南城投集团直接持有云南城投34.87%股权，此外，其控股的云南融智投资公司还持有云南城投2.03%股权。
在云南城投上市公司层面，许雷本届任期从2016年12月23日开始，2019年12月22日结束，显然许雷等不到了。
此外，由于云南城投集团间接持有莱蒙国际 (03688.HK) 40095.98万股，持股比例为28.94%，许雷还是莱蒙国际的非执行董事。
不过截止至发稿前，莱蒙国际并未对此作出任何变更公告。
过去数年，许雷带领下的云南城投经营并不出色，甚至可用“惨淡”形容。
云南城投收入主要分为房地产开发、商业管理、物业服务、酒店运营等4个板块，从收入构成来看，这是一家典型的房开公司。既然东方不亮，云南城投便谋求转型。
转型主要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在康养产业项目方面，依托云南城投集团推进落地，在昆明、西双版纳等地区已储备了一些优质的土地资源，计划在 2019年推出以“云舟、方舟及康舟”为品牌代表的康养项目面市；
二是在 旅游 产业方面，聚焦西双版纳区域，与西双版纳州政府合作成立西双版纳航空投资公司及西双版纳 旅游 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提供了参与西双版纳航线、 旅游 、地产等项目的管理及投资运营的机会。
4月15日，许雷还带队，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与意欲深耕云南的雅居乐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三是，在产业链延伸方面，新设全资控股子公司七彩(天津)贸易有限公司，推行集中采购，以贸易平台为纽带，进行产品物资集中采购。
股价狂泻
纵是行业中经营最为出色的巨头开发商，都未找到转型的清晰模式，莫说云南城投。云南城投经营窘况，体现在近年业绩上。
4月29日，云南城投发布2018年报，营业收入为95.43 亿元，同比下降33.69%；归属于股东的净利润4.91亿元，同比上升86%，公司每股收益收益 0.28 元。
4.91亿元已是云南城投近年业绩巅峰，然而公司营收却与净利润出现反向。
年报并未对其给出具体解释，“扣非”数据显然更具说服力：扣非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2亿元，同比下降832.66%；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也跌至－0.53元，同比下滑-857.14％。
超过800%的跌幅，用暴跌形容并不为过。
2018 年，云南城投转让多家子公司股权，包括云南亚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云南城投天堂岛置业有限公司等。光是转让大理满江康旅投资有限公司、昆明七彩云南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的部分股权，就为上市公司带来18.07亿元的投资收益。
这便可解释，为何营收下滑，净利润却能获得近九成的增幅。
回看2015年以来的公司财报，2015、2016、2017、2018年，云南城投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2.8亿元、2.4亿元、2.6亿元和4.9亿元，但一旦扣非，净利润骤降至-1.8亿元、-3.6亿元、1.1亿元、-8.2亿元。只有一年，是靠公司主营业务经营获利。
2018年报发布后，云南城投股价狂泻。4月29日当天，云南城投从4.91元的价位下跌5.91%。
此后多个交易日中，延续下跌行情，4月30日，下跌9.96%；5月6日，股价下跌10.1%；5月7日，下跌6.15%；5月8日－5月15日之间保持平稳，但5月16日继续下跌5.9%，5月17日，再次跌停。
至今日（5月24日）收盘，云南城投股价只有3.01元，相比年报发布日，已跌去近4成。
近日，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上，云南城投董事会秘书李映红表示，2019年，公司全年计划实现收入110亿元，计划投资173亿元。
然而1/4日至过去，云南城投公布的2019年一季报显示，公司营业收入仅为8.7亿元，较上年同期下滑62.6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75亿元，同比下滑652.4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52.72亿元，较上年度末减少6.7%。
与此同时，云南城投继续卖资产，3月29日，挂牌转让云南城投天堂岛置业有限公司90%股权，转让底价为3.6亿元。云南城投的经营面仍得不到改善，也许投资者不得不接受，2019年公司业绩也没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