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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遗产》2017年第2期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下的重建问题讨论（上）吕舟摘要邹城市圣城文化债权01号：重建行为本身反映了人们对于已毁建筑的记忆和价值的认同。在当代文化遗产保护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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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遗产》2017年第2期
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下的重建问题讨论
（上）
吕舟
摘要邹城市圣城文化债权01号：重建行为本身反映了人们对于已毁建筑的记忆和价值的认同。在当代文化遗产保护的语境下邹城市圣城文化债权01号，重建活动具有了一种试图重现已消逝的重要历史建筑形态或价值的动机。作为对集体记忆或文化传统的尊重，特别是当重建本身有助于传统文化的延续，这种重建就具有了文化传承和保护的意义。但从基本逻辑和物质的层面，重建的建筑无法等于已毁的建筑，二者具有不同的意义和价值。重建的建筑作为新的建造物，在艺术、历史见证等方面并不具备与重建对象——已灭失的建筑同等的价值，从真实性的角度二者之间也不存在物质上的关联。从这个意义上，重建后的建筑在被附加上时间价值之前，并不具有文化遗产本身的属性。
关键词：文化遗产重建；修复；威尼斯宪章；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
1990年代以来，由于自然灾害和战争等破坏行为造成的文化遗产的破坏，以及在这些遗产被破坏之后，人们的修复和重建活动，引发了文化遗产保护界对重建问题的讨论。诸如：1997年，发生在意大利中部的地震造成了阿西西圣方济格大教堂的部分倒塌；2008年，中国汶川地震造成了都江堰—青城山古代建筑的严重破坏；2015年，尼泊尔地震造成了加德满都历史建筑的倒塌和破坏；2016年，意大利中部地区的地震再次造成了对历史遗产的毁灭性灾害；1992—1995年间，波黑战争造成了莫斯塔（Mostar）古城历史建筑的摧毁；2001年，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炸毁了巴米扬谷地两尊巨大佛像；2015年，极端主义分子对叙利亚的古迹进行大肆破坏，引发了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界的强烈反响，等等。“巴米扬谷地文化景观和考古遗存”在2003年第27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同时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随后相关国际组织及一些世界遗产公约的缔约国政府、保护机构对“巴米扬谷地文化景观和考古遗存”的保护提供了支持，一些保护机构提出了重建被炸毁的大佛的构想。这些讨论和行动是建立在文化遗产保护的语境下，基于对重建对象所具有的价值和真实性完整性框架下的思辨过程。
作为讨论的前提，需要区分重建（reconstruction）和修复（restoration）的概念。1964年的《威尼斯宪章》对这两个概念做了表述：
“修复过程是一个高度专业性的工作。其目的旨在保存和展示古迹的美学与历史价值，并以尊重原始材料和确凿文献为依据。一旦出现臆测，必须立即予以停止。此外，即使如此，任何不可避免的添加都必须与该建筑的构成有所区别，并且必须要有现代标记。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修复之前及之后必须对古迹进行考古及历史研究”。 01 ①
“然而对任何重建都应事先予以制止，只允许重修，也就是说，把现存但已解体的部分重新组合。所用粘接材料应永远可以辨别，并应尽量少用，只需确保古迹的保护和其形状的恢复之用便可”。02
显然，《威尼斯宪章》已对修复和重建作了清晰的区分。值得注意的是，上文中被译为“重修”的英文词汇为anastylosis，作为一种拼接残损碎片的修复方法，在1931年的《雅典宪章》中已有表述：“对废墟遗址要小心谨慎地进行保护，必须尽可能地将找到的原物碎片进行修复，此做法称为原物归位（anastylosis）。为了这一目的所使用的新材料必须是可识别的。在发掘过程中当重见天日的废墟不可能被保护时，会议建议将其回填，并对回填之前的工作过程进行仔细记录”。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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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01/由于年久失修以及2008年汶川地震和2013年芦山地震影响，四川雅安观音阁（省级文保护单位）古建筑受损。（雅安市文物局供图）
图02/2014年完成修复的雅安观音阁（成都市文物局考古研究所供图）
根据《威尼斯宪章》对这两个概念的表述，重建是指原有建筑已毁，且全部或绝大部分构件已不存在，无法实施修复措施的建、构筑物以其原有的名称，采取同样的式样，在原来所在地点进行的重新建造活动。重建不同于复位散乱构件，修补、加固依然存在的建、构筑物的修复工作。基于这样的前提，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下所涉及的由于自然灾害、战争或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破坏后的文物抢救，在多数情况下应当属于修复，而非重建（图01-04）。
图03/青海玉树格萨尔三十大将军灵塔及达那寺在2010年玉树地震中受损严重，图为坍塌的4号灵塔。（青海省文物局供图）
图04/完成修复的4号灵塔（青海省文物局供图）
在关于世界遗产的申报、保护管理状况的讨论中，越来越多地涉及到重建的问题，无论是在历史城市（如迪拜湾）还是在重要纪念性建、构筑物（如巴米扬大佛）的保护中，都出现了关于重建问题的讨论。这种讨论影响了人们对文化遗产价值的判断，影响了人们对真实性标准的理解。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不应是一个绝对和孤立的讨论，应当从当代文化遗产保护学科的发展、形成过程，从对保护对象价值的认识和理解，以及相关的文化背景和语境等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综合考量与分析。
现代文化遗产保护学科的形成，是基于艺术史、考古学等学科的发展，从对保护对象所具有的艺术价值和历史见证价值的角度，提出的对古代艺术品、文物、历史遗迹的保护，它本身反映了保护者站在一个与保护的对象相分离的文化或历史位置上，对保护对象的认识和理解，在保护对象和保护者之间存在着清晰的历史时代的分野，保护的目的是使那些伟大的艺术品和历史遗迹能够传给后人，或者使自身及后人能够通过这些历史遗迹研究和认识人类发展的过程。在这样的动机下，强调保护对象的物质真实性，避免对保护对象形态的扰动就成为现代纪念物保护学科的基础。
1. 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国际文献中的
重建
1964年的《威尼斯宪章》是对现代纪念物保护思想的重要总结，它所提出的原则，清晰地反映了针对这样一些特定的保护对象而形成的保护思想。在这样的语境下，当代对于已经损毁的历史纪念物的重建，由于缺少了基本的物质遗存对特定历史时期（而非当代）的联系，因而不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失去了被保护的价值，“重建”也因此从保护的角度失去了合法性。这样的重建的建筑（纪念物或艺术品）与原有建筑（纪念物或艺术品）并不具有同等价值。因此在《威尼斯宪章》中就明确排除了重建行为。
现代纪念物保护本身是一个发展的学科，基于对价值的认知，保护对象的范畴也在不断扩大，1965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成立之后，接受《威尼斯宪章》作为这一国际古迹遗址保护专家组织的基本文件，但很快也开始认识到，《威尼斯宪章》作为历史纪念物保护的宪章，尽管提到了“历史古迹的要领（概念）不仅包括单个的建筑物，而且包括能从中找出一种独特的文明、一种有意义的发展或一个历史事件见证的城市或乡村环境。这不仅适用于伟大的艺术品，而且适用于随时光流逝而获得文化意义的过去一些较为朴实的艺术品”， 04 ②但对于历史园林和历史城镇这样具有活态（历史园林中的植物、景观，历史城镇本身）的对象，在保护原则和方法上仍存在着空白，并先后在1981年和1987年通过了关于历史园林保护的《佛罗伦萨宪章》和关于历史城市保护的《华盛顿宪章》。
在《佛罗伦萨宪章》中强调了历史园林的“活态”：“历史园林是一主要由植物组成的建筑构造，因此它是具有生命力的，即指有死有生。”05 ③“既然它是一个活的古迹，其保存必须根据特定的规则进行，此乃本宪章之议题”， 06 ④并对修复和重建做了清晰的要求：“修复必须尊重有关园林发展演变的各个相继阶段。原则上说，对任何时期均不应厚此薄彼，除非在例外情况下，由于损坏或破坏程度影响到园林的某些部分，以至决定根据尚存的遗迹或根据确凿的文献证据对其进行重建”， 07 ⑤以及“在一园林彻底消失或至多只存在其相继阶段的推测证据的情况下，重建物不能被认为是一历史园林”。 08 ⑥对《佛罗伦萨宪章》而言，彻底消失后完全重建的园林不能视为历史园林，也就是说，这样的彻底重建的园林并不具备历史园林的基本特征和价值。
1972年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现代纪念物保护观念为基础，将纪念物、历史建筑（群）和相关遗产地的保护整合为一个世界性的保护运动，由于这一公约整合了缔约国、国际保护组织（包括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等各方面的力量，使它具有了广泛的代表性。受到了战后重建，特别是欧洲地区战后重建案例的影响（如华沙的重建），世界遗产保护方面相关的文件在对重建的对象进行定义时的表述则较为含混，并未对重建及重建后的建筑进行清晰的界定。1980年的《实施保护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在关于真实性的表述中涉及到了重建的问题：
“委员会强调重建只有根据完整和详尽原始文献资料，而非任何程度的臆测的基础上才可以接受”。⑦
在《实施保护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中，这一表述也一直被沿用到2002版。在2005版中这部分内容被修改后成为86条，并一直延续到现行使用的2015版：“重建只有在完整和详细的文献而非臆测的基础上才可接受”。 ⑧
这一表述，反映了在世界遗产保护领域对重建问题的矛盾态度。这种矛盾态度也影响了世界遗产委员会关于遗产地申报世界遗产名录和保护状况的讨论，影响了世界遗产委员会、缔约国代表对专业咨询机构提出的评估意见的判断。
随着更多的国家面临着社会、经济发展的压力，更多的国家把促进旅游业的发展视为遗产保护的重要目的。随着更多的国家，特别是非洲、亚太、南美等地区的国家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也随着世界遗产的保护对象经过1990年代的扩展，一些新的类型的文化遗产出现在保护目录当中，重建问题也变得越来越突出，这促使人们从更广泛的方面、更深入地讨论重建的问题，并引发了对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的探讨。
1994年对国际文化遗产保护而言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这一年，应世界遗产委员会要求，在日本奈良召开的针对文化遗产真实性评价标准进行回顾的“奈良真实性会议”通过了著名的《奈良真实性文件》。按照一些文化遗产领域专家的评价，它反映了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思维，与此同时，世界遗产委员会启动了全球战略的研究，并在2002年通过了强调“4C战略”的《布达佩斯宣言》，在1994年前后又先后出现了文化景观和文化线路等新的文化遗产类型。这种变化提供了一个新的语境，它与《威尼斯宪章》所反映的现代主义的逻辑关系存在很大的差异。它更多地把保护的对象看作一个变化的过程，把保护看作一种管理，一种对于时间和变化的管理。在这样一个语境中来讨论重建问题也使这一问题变得更为复杂。
对于重建活动和重建后的建筑与文化遗产的关系也还需要从价值的角度进行分析。
2. 重建的几种情况
重建活动及重建后建筑存在几种可能性。
图05/复建后的钱塘江大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摄影：殷力欣）
钱塘江大桥1934年8月8日开始兴建，1937年9月26日建成，桥长1453米，是我国第一座自行设计建造的钢梁双层公路、铁路两用大桥，由茅以升担任总设计师。1937年12月23日，在通车89天后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被炸毁，是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悲壮的一幕。抗战胜利之后于1946年由茅以升主持重建。
第一种是重建或重建后的建筑具有纪念性及相关的情感价值。重建行为是一种对于历史或文化的认同，是一种力图使当代物质世界与特定历史时代、事件文化建立起联系，或者修补存在的历史、文化断裂的行为，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们对于重建建筑所寄托的情感。从这种意义上，重建的建筑具有某种纪念性建筑的特征，它具有情感的价值。但由于它同时具有新建筑的基本特征，它的定性应当是与特定历史、文化存在意识上的关联的新建筑（图05）。从这个角度，重建的建筑尽管不具备与重建所复制的对象在物质遗存上的关联，但它仍然是一个当代纪念性建筑，在价值和意义上与纪念某一事件的纪念碑有类似性。华沙的重建是近年在关于重建问题的讨论中涉及较多的案例，这一案例在某些方面反映了这样一种价值取向，反映了人类不屈不挠的精神。
图06/历代岳阳楼形制变化，唐-清代为铜铸的模型，现状为实物。（湖南省文物局供图）
第二种重建或许在形态上与重建对象并不存在严格的对应关系，它往往只是原有建筑名称的延续，这种情况在传统社会中往往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寺庙或名胜建筑在历史上往往存在多次重建活动，但这些重建通常并不强调对原有建筑形态的恢复，重建只是保持原有寺庙或建筑的名称，建筑本身则是根据当时的社会和经济状况，采用重建时的技术和尊重重建时代的审美趣味（图06）。这些重建的寺庙或建筑关注的是延续原有建筑（群）的神圣精神或保持建筑与景观或环境之间的文化关联，它强调的是一种文化的延续性而非物质形态的延续性。中国著名的名胜建筑黄鹤楼，因唐代诗人的诗篇而著名，但在历史上曾经历了多次重建，每次重建又都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在最近（1980年代）的重建中采用了钢筋混凝土结构，模仿传统建筑式样，但从未有人质疑过重建后的黄鹤楼的身份。
图07/由张锦秋主持设计的西安唐大明宫丹凤门展示（摄影：韩斌辉）
图08/复建后的日本奈良平城宫朱雀门（图片来源：ja.wikipedia.org）
第三种情况是基于遗址，以对原有建筑情况进行展示为目的而进行的重建。这种情况又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的略有区别的做法：一类是以保护和展示遗址为主要目的，以表达原有建筑形态为辅。在设计过程中，设计者基于对原有建筑的形态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建筑的式样上尽可能接近原有的形态，但结构完全采用当代技术和材料，并在一定程度上赋予这一建筑新的当代功能。杭州西湖雷峰塔、西安大明宫遗址公园的丹凤门都属这一类型（图07）。另一类则强调对原有建筑从结构、建造方式、所有细节尽可能的复制，以便尽可能向参观者展示一个最为接近原有建筑的复制品。例如日本奈良平成宫迹上新建的大极殿和朱雀门就是这一类型的重建有代表性的案例（图08）。其中朱雀门的做法更为接近严格的遵照原有建筑形态和做法，而大极殿则在屋顶天花部分的彩绘、门窗的做法上使用了一些当代的元素。这两个类型的差别在于一个前者展示的主体是遗址，自身的建筑形态并非追求绝对接近于原有建筑；后者则侧重于展示复制的建筑自身，追求自身形态尽可能地接近原有建筑。这两类建筑在动机上都试图展示原有建筑的形态特征，是一种对已灭失建筑研究成果的展示，它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价值，但同样，由于是新建的建筑，又具有新建筑的全部特征，其本质上是一个根据当代研究成果建造的历史上曾经存在、现已消失的建筑的“模型”。它的意义在于帮助人们认识和理解历史遗迹或遗址，从它反映的对遗址及特定建筑形态的研究而言，它具有科学价值，从展示的角度它具有教育功能和社会价值。
图09/玉树地震受损的达那寺帕木竹巴灵塔殿，在晚近时期被改变了做法。（青海省文物局供图）
图10/修复完成的帕木竹巴灵塔殿（青海省文物局供图）
图11/达那寺修复中采用藏式寺庙建筑传统的施工方式，修缮过程成为文化的延续。（青海省文物局供图）
第四种情况是活态遗产中不断进行的重建活动。这种重建甚至是在原有建筑仍然存在，拆除原有建筑之后进行的重建，这种重建在很多情况下并不特别注重对原有建筑形式的准确重现，它往往根据重建时人们的审美或社会经济条件、建造技术等采用新的建筑形态。这一重建活动本身是文化的自然生长、发展的过程，重建活动本身也是特定建筑对象价值成长、变化的过程，中国的风景名胜在一定程度上与这种活态遗产具有类似之处。对活态遗产而言，生活在其中的人有可能是这种遗产物质形态的创造者，也可能是继承者，但邹城市圣城文化债权01号他们最为突出的特征是他们本身就是这一遗产所体现的文化的所有者，从他们的角度遗产并非不可触碰的对象，而是他们现实生活的真实的组成部分，他们所进行的重建活动本身，对他们而言是生活的延续，也是文化的延续，是一个极为自然的过程。这一过程本身也是他们表达对信仰的虔诚和对生活进行改善的愿望（图09-11）。
第五种，重建已经变成了某种具有文化价值的仪式，例如日本伊势神宫式年迁宫的仪式。在这种情况下重建变成了仪式的组成部分，而仪式则具有文化的价值（图12）。
图12/日本伊势神宫（图片来源：www.skyscrapercity.com）
第六种，作为对一个更大范围的保护对象局部缺失部分的修补，而进行的重建。主要反映为了改善建筑群的完整性，对建筑群中少量缺失的建筑进行重建，例如中国北京故宫的建福宫部分（图13）。但这类重建相对于整个建筑群而言，更接近于修复的概念。雷峰塔重建的案例从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西湖景观完整性的一种修复。
图13/复建后的北京故宫建福宫区域。建福宫的复建属于对大规模建筑群组缺失部分进行的修补。（摄影：贾米）
这些不同情况下的重建，重建后的建筑具有不同的价值。
对于第一种情况而言，作为纪念物的重建，其目的在于延续对相关事件和人物的记忆，这种记忆本身对于社会而言具有价值，这种情况下重建的纪念物所具有的价值与新建的纪念物（碑）并没有大的区别。第二种情况，尽管重建的建筑使用了原有建筑的名称，但其主要价值在于通过名称延续人们对特定的人物、文学作品的记忆，同时作为名胜建筑对于景观而言具有观景和点景的作用；第三种情况，是对已消失、毁灭建筑的仿写，它反映了当代人们对于已消失的建筑的研究，同时通过重建这些建筑来帮助人们认识、理解特定场景的空间和环境氛围；第四种情况是传统建造活动的延续，本身是一个文化发展的过程；第五种情况与第四种情况类似，重建的建筑既是一种传统文化延续的结果，也是这种传统文化的载体；第六种情况，本身是一种修复活动，重建改善了它所修复的建筑群的完整性。
对于这些不同类型的重建后建筑性质的判断，取决于对文物建筑的定义。如果把文物界定为创造性的艺术成果、古代或近现代（非当代）的物质遗存，这些重建的建筑显然都不具有这样的特征，它们是当代的建造物，其中大部分在形式上模仿了古代或传统的式样。但需要注意的是，第四种和第五种情况，它们本身是一种传统的延续，甚至重建活动本身就是成为了传统建造活动或仪式的载体，从保护或者延续、传承这种文化的角度，这种重建活动就具有了被保护的价值（图14）。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保护，是指对植根于文化传统的重建行为，而不是重建的建筑物，这些在传统文化背景下，根据传统的观念和技术建造的重建的建筑物，除了传统文化意义的对其所反映的文化、宗教的尊敬外，它们本身及其建造活动已是一种文化传统的载体，这种建造活动本身具有了被保护和延续的价值，除非这一传统的建造或重建方式由于某种特定的原因而被终止。
图14/浙江省庆元县隆宫乡生水塘村观音桥造桥工地，当地村民出于非实用目的修造廊桥的传统，客观上成为保护和传承廊桥营造技艺的活动。（摄影：刘妍）
未完待续
注释：
① 陈志华教授的翻译:预先就要禁止任何重建,只允许把还存在的但已散开的部分重新组合起来.粘合材料必须是可以识别的,而且要尽可能地少用,只要能保护文物和再现它的形状就足够了.（陈志华编译.保护文物建筑和历史地段的国际文献[M].台北:台湾博远出版有限公司,1993:6.）
②原文:International Charters for Con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ICOMOS, 2“The concept of a historic monument embraces not only the single architectural work but also the urban or rural setting in which is found the evidence of a particular civilization, a significant development or a historic event. This applies not only to great works of art but also to more modest works of the past which have acquired cultural significance with the passing of time.”
③原文:The historic garden is an architectural composition whose constituents are primarily vegetal and therefore living, which means that they are perishable and renewable.
④原文:However, since it is a living monument, its preservation must be governed by specific rules which are the subject of the Present charter.
⑤原文:Restoration work must respect the successive stages of evolution of the garden concerned. In principle, no one period should be given precedence over any other, except in exceptional cases where the degree of damage or destruction affecting certain parts of a garden may be such that it is decided to reconstruct it on the basis of the traces that survive or of unimpeachable documentary evidence.
⑥原文:Where a garden has completely disappeared or there exists no more than conjectural evidence of its successive stages a reconstruction could not be considered a historic garden.
⑦ 《实施保护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1980版）第5页:“the Committee stressed that reconstruction is only acceptable if it is carried out on the basis of complete and detailed documentation on the original and to no extent on conjecture.”
⑧ 《实施保护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2015版）第18页:“Reconstruction is acceptable only on the basis of complete and detailed documentation and to no extent on conjecture.”
参考文献：
0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国际古迹遗迹理事会,国际文物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中国国家文物局主编.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文件选编[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53.
0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国际古迹遗迹理事会,国际文物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中国国家文物局主编.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文件选编[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54.
03 有关历史性纪念物修复的雅典宪章（Carta del Restauro）[J].吴黎梅.张松.译,理想空间,2006（第15辑）.
0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国际古迹遗迹理事会,国际文物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中国国家文物局主编.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文件选编[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52.
05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国际古迹遗迹理事会,国际文物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中国国家文物局主编.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文件选编[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124.
06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国际古迹遗迹理事会,国际文物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中国国家文物局主编.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文件选编[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124.
07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国际古迹遗迹理事会,国际文物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中国国家文物局主编.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文件选编[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125-126.
08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国际古迹遗迹理事会,国际文物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中国国家文物局主编.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文件选编[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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