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从城中村“捡”来的博物馆过去很多年，“城中村艺术家”都是陈洲和妻子张晓静身上最显著的标签。自2007年底，夫妻二人开始在广州的城中村生活，不断穿梭于拆迁过程中的城中村，收集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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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中村“捡”来的博物馆
过去很多年，“城中村艺术家”都是陈洲和妻子张晓静身上最显著的标签。自2007年底，夫妻二人开始在广州的城中村生活，不断穿梭于拆迁过程中的城中村，收集各式各样具有时代特征的“破烂”。直至2024年初，这些城中村的记忆碎片第一次被集中展览，他们为其取名为“捡来的博物馆”。
“捡来的博物馆”位于广州海珠区的怡乐社区内，是一处占地40余平米的平顶房，里面堆有老式摆钟、破碎的瓷器、大头贴等旧物。最显眼的是博物馆四周外墙贴满的铝制门牌，蓝色的，绿色的，密密麻麻，数量达2100多块。
博物馆开幕后的两月内，南方周末记者4次对话这对城中村艺术家。如今的他们，将更多精力投入家庭与其他艺术项目，褪去了些许年轻时对于“城中村艺术”的狂热，但那段岁月，对他们的影响一直都在。
以下由南方周末记者根据陈洲的讲述整理：
“我跟他们是一样的人”
博物馆展览开幕后几天，晓静的学生发来消息说，我们前一晚上热搜了。我们觉得很奇怪，我都多少年没上微博了，爬起来看，有篇报道我们城中村博物馆的文章点击量有五六千万。没想到反响这么好，可见很多人对此是有共鸣的，或许跟他们的生活经历和成长背景有关。
有哥们儿通过报道看到了我们做的东西，问我去到城中村怎么跟他们打交道的。我突然觉得很难回答，因为你会很难理解，我本来就是跟他们一样的人。
我1973年在安徽大别山区的一处农村出生。我们小时候，初中考高中非常难，一个班六七十个人中，也就两三个孩子能上高中，可以说95%的孩子都没有学上，就背井离乡，到处打工。我哥和我弟弟读到十几岁都辍学打工了。有一年，弟弟去沈阳打工，借点盘缠就上路了，等他回到家身上都长跳蚤了，我特别心酸，触动太深。
后来“打工潮”来临，想发展就得追求“打工和远方”，我那些同学差不多都出去打工了。我哥有时一年只回一次家。那时候家里没有电话，腊月天里，下雪天，我们就朝山顶上望，等他回家。我那时候就想，我绝对不能打工。
我太太家庭条件比我好，她在江苏的一个县城长大。我之前跟她开玩笑说，我要是没考上学，肯定也找不到她，可能就是一个整天在她家门口休息的工人。我有很多这种荒诞的想象。
我俩都是南京艺术学院毕业的，毕业之后去了法国留学，那个时候我们不想跟家里人要钱，留学的七年里，有六年都在做兼职。我在超市做过搬运工、开过货车，也当过洗碗工，我太太做服务员，我们都有一股“底层精神”。
所以城中村的老百姓，会让我想到自己和身边的人，说白了，相当于回家的感觉。回国后，我也可以不进城中村搞艺术创作，但用现在很流行的话说就是，“艺术要回到人民群众当中”。我就身在其中，城中村对我来讲，再熟悉不过了。改革开放，南方经济活跃，广州这个城市的发展跟城中村紧密相连，它是外来务工人员的聚集地，里面有消费和需求，大家可以在这里落脚、务工，迅速地更换工地，效率非常高，是一个可以靠自身运行良好的系统。我打个比方，广东像一个巨人，城中村就是他的胃，是一个城市提升发展的动力系统。
当然城中村确实有卫生方面的问题，但你不能否认它推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很多建设都是这些人来完成的，它有它存在的价值，是这个城市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站在外来劳工的视角看，很多人把他们的青春，甚至是几十年的努力都贡献给这座城市。
我也做过两年老师，一下班就跑进城中村，那时候经济也好，我也觉得当代艺术我一定能做好，我们到处串村子做方案，因为我视野已经开阔了，我也不觉得自己会掉到深渊。后面我辞职了，专心去做城中村艺术。
“这里有一个田野”
我们认识广东就是从一个拆迁村开始的，广州美院大学城附近有四个原生态的村落。我连天河都不知道怎么进来，直接是从法国巴黎飞到广州的大学城，住到村里面了。
2007年元旦，我俩刚回国，她去美院教课，我每天没事就在附近的村里溜达，感觉特别新鲜。我们首先被大学城遗留的一些村落吸引，它有传统的格局和建筑，比方说水磨砖、宗祠，还有石板街。这种地域文化的差别让我们很震撼，因为在北方看不到。
你能感受到南方的城中村，有南方水乡的感觉。到处都有船，作为一种公交系统把大家串联起来，卖菜摊都是四面八方来的，大榕树下有村民悠闲地抠脚丫子，很有生活气息。
在这里，我惊讶地发现，有老头把金山箱劈柴用来烧水，金山箱是老一辈人当年去美洲打工时制作的特制皮箱，村民他不当回事。我赶紧去找，结果已经烧完了。他们把很漂亮的漆器扔掉，包括雕花工艺非常棒的米斗，在我看来，都是可以放进博物馆的水平。
看他们把一些物件扔出来，我觉得好可惜，也意识到这里有一个田野。我受过一些比较好的当代艺术的训练，中国又是一个乡土社会，我目睹了剧烈的城市化进程，在这么急剧的口上，有些事一定值得去做。
2009年，我们的媒体朋友说，“林和要拆了，你们艺术家肯定会很感兴趣”，我们就去了。
林和是最典型的一个城中村，坐落在火车东站对面，很多外来人口一下车就直接到这个村子落脚。里面握手楼非常多，黑乎乎的，白天都开着15瓦的老灯泡，那种景象我们从没见过的，都不敢进去。
我们在林和，有一个青岛大学外语系毕业的大姐送给我们一面小铜镜。她是1990年代的大学生，有“下海”的梦想，想来南方追求飞黄腾达的新生活。这面小铜镜是她出发前，妈妈送给她的，女孩爱漂亮，在路上梳妆用。
我们只是偶尔相遇，她就把她南下务工的故事讲给我听。她从一个大学生，到两个孩子的妈妈，一生当中最美好的时光都在这个村子里度过。虽然她最后只是在城中村开了两家卖女性用品的小档口，卖袜子、胸罩、化妆品，生活了一二十年，一直不太好意思回老家，但她并不遗憾这段南下的经历。
我后来还在城中村碰到一个江西老表，他开一间小杂货店，卖音响、电视机和床，就这样生活了20年，已经成为这个城市的居民，碰到拆迁，他说，“我回家都不知道怎么种田”。他走的时候，在一个音响壳子上写，“希望广州永远能听到江西老表的声音”。
江西老表在音响上的留言。（南方周末记者 郑丹 / 摄）
继林和之后，我们再到杨箕。那时正值房地产热，拆迁都交给开发商负责，时间紧，效率高。你现在看到的杨箕村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以前外墙呈环形，有几个门可以进出，里面人口密度大，有传统的祠堂和石板路，报社的工作人员晚上下班经常去里面吃大排档。
我们有17米长的一个孩子的奖状拼贴图，主要是一个叫徐小惠的女孩的，每一张都很完整。她在杨箕村得到很好的成长，成绩优秀，从小到大都有奖状。拆迁以后她就回老家了，很可惜。像这样的流动儿童，城中村有许多。
我还在杨箕村捡到一只可爱的小灰熊玩偶，应该是小孩子的玩具，它压着一个没写完的作业本，放在桌上。小熊身下有个开关，一扭就能放出音乐，声音很美。我经常把音乐打开，陷入沉思，我会想到，小孩子肯定是边写作业边玩这个小熊，那应该是一个天真可爱的孩子。
后来玩具被扭坏了，那张桌子我也扛回去了，那是用一种很传统的木头做的，很厚实。我给刷上蓝漆，现在我儿子女儿经常在上面画画，写作业。
“故乡的路没了”
目前博物馆外墙的门牌是2100多块，实际上我们收集的门牌有7000多块。门牌收多了，我儿子都以为门牌是我们的专利，他在街道上见到门牌，就问是不是我们家的。
其实收门牌的想法，不是我们进城中村第一天就有的，而是一趟、两趟、三四趟慢慢形成的。刚开始，我什么都不想收，只是去看看村子怎么消失，后来觉得这些街道名字是有价值的。
这种价值体现在它有悠久的历史。很多地名我都很喜欢，比如琶洲的官禄巷、占决大街、艳龙里、玉龙里、潜龙里等等，冼村有一条七龙大街，听起来火力好猛，还有接云大街、择邻里，都是很浪漫的名字，都不在了，我们故乡的路没了。
地名里，有的就是古汉语和方言沿袭下来，带有美好的寓意，很多都跟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有关。我频繁去城中村“捡破烂”那几年，中国当时还没有地名保护政策，开发商拆了就可以随便起名，罗马家园、御花园、带有“皇家”字眼等乱七八糟的名字就冒出来了。
我们最开始收集的门牌，是白底红字的“出租屋”塑料牌。以前，外来人口住的地方都要挂牌，这些门牌是一个时期城市发展的见证，我不希望它们就这么被挖掘机埋了。
图片2010年，陈洲在林和回收门牌。（受访者供图 / 图）
2010年，我在林和村举一个牌子，上面写“高价回收城中村门牌”。10块钱一个。实际上，我们也想用这种方式告诉大家，这些路名是有意义的，一旦拆了就没了。比方说你只知道杨箕村，但是你不知道杨箕村里面有潜龙里、择邻里、仁善里、仁和大街这样丰富的名字，挺遗憾的。有统计显示，仅仅是1991年至2000年，广州老地名就消失了1031个。
有警察说我扰乱社会治安，我说我在做文化保育，警察听了也觉得这个事情有意义，后来就把收缴的门牌都给我了，我们处成了朋友。
有一年，我们在深圳9号线地铁的香梅站，做一个门牌展览项目，收集了全国各地的两千多块门牌，贴在一面13米长、3米3高的墙上，主题就叫“故乡”。当时有个男人盯着这面墙看好长时间，老不走。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上面有个上海的门牌叫“杨树浦路176号”，那是他从小长大的地方，后来拆掉了。
这些年，我没有计算过走了多少城中村，至少得10个，收集了很多东西，一直在广州美院沉积。我就想，如果有一个博物馆，让我把我所遇到的人和故事都展示出来多好。我甚至想去买一栋小房子，做真正的博物馆，但和太太商量后，觉得这会影响家庭开支，不现实。
这么多年一直对博物馆耿耿于怀，去年突然有个机会展览，我也蠢蠢欲动。广州公益慈善书院在做社区共建项目，希望社区有活力，我们的理念和项目刚好符合，彼此付出的代价都很小。对我来讲，他们支持每月近5000元的房租，我也不需要再专门买房子展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