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发了很多学者的学者，阿马蒂亚·森提供了看增长的其他视角，不止数字

启发了很多学者的学者，阿马蒂亚·森提供了看增长的其他视角，不止数字
阿马蒂亚·森的名字 “Amartya” 是印度诗人泰戈尔所取，他是森外祖父的挚友。泰戈尔当时不想起一个寻常的婴儿名字，最后他选了这个词，梵语中意为 “不朽” 或 “永生”。阿马蒂亚·森今年 91 岁，在我们时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列。一些人觉得其人生高度和思想成就，足以配得上泰戈尔的祝福。
许多经济学家喜欢解释和预测现实，但森被看作是经济学和哲学交汇的思想家。他关注现实应该是什么样，人们应该追求什么，人们如何确定自己应该追求什么，政策如何影响一个人的生活机会，如何实现社会正义等等。
他的研究涵盖饥荒、贫困、不平等（如性别、教育、健康）、社会正义、身份与暴力、基本自由被剥夺等具体问题。他的思想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让数亿人过上更好的生活，尽管他们可能根本不知道森的名字。
森扩展了人们对发展的认识。衡量发展程度的标准不是国家单纯的经济增长，而是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自由程度的增加。他曾说：“我们必须认识到，一个国家内部穷人的贫困与一个国家的贫穷或富裕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
1988 年，凭借对福利经济学的贡献，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也是亚洲首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同年，森担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后在哈佛大学任教。他获奖无数、备受尊敬。很多人好奇，为什么来自贫穷印度的森，能取得如此耀眼的世界级成就？
2021 年，森出版了回忆录《四海为家》（Home in the World）。这本书的中文版也于今年出版。在书中，森回忆了前 30 年的人生，认为自己的研究与关怀都在这段时间扎下根基。例如，他发现自己的女同学虽然聪明，但由于性别不平等，没机会充分发展自己的能力；他的不少长辈都蹲过监狱，但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而是殖民政府采取 “预防性羁押”，担心他们可能做什么。
1943 年，9 岁的森发现，可能有十万饥饿的农民涌入自己所在的小镇。饥民不放过任何能吃的东西；许多人饿到精神失常；母亲为了活下去也不管嚎啕大哭的孩子，独自吞下食物。他们正前往加尔各答，因为听说那里在赈灾。事实上，这是谣言。加尔各答尸横遍野。这场灾难后被称为孟加拉大饥荒，死亡人数达两三百万人。
几个月后，森看见一个浑身鲜血、不停哀叫的男人走进他家大门。男人叫卡德尔·米亚（Kader Mia），靠打零工维生。为了养活孩子，他冒险来到社区找活干，结果被一群暴徒刺伤。森的父亲给了米亚水喝，送他到医院，但他最后没能活下来。
3 年后，英属印度分裂为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过程中涌现的冲突，造道主义灾难。
这些事情始终刻在森的记忆里，成为驱动他研究的动力。他不仅著书立说、实地调查，也致力推动现实改变。比如，他曾骑着自行车到印度的穷乡僻壤搜集工资、物价等数据，称量村里五岁男童和女童的体重（为考察性别歧视对女性的剥夺程度）；他办过夜校，帮助村里的贫困学生；他用诺奖奖金在印度和孟加拉设立了两个公益信托，改善两地的基础教育、基础医疗和性别平等。
森 18 岁时得了口腔癌，医生告诉他只有 15% 的概率活过 5 年，但他挺了过来。80 多岁时，他患上前列腺癌，做了膝盖置换手术。虽然身体虚弱，但 91 岁的他智性依旧强大，有很多待思考的问题、待写作的文章和书籍。今年印度大选时，他批评了当局的经济政策，呼吁政府要改善教育、医疗保健和性别平等，增强弱势群体的权利和能力。
《四海为家》，阿马蒂亚·森 著，刘建、张海燕 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4 年 6 月即将出版。
2024 年 2 月到 5 月，借《四海为家》出版之际，我们访谈了和森有关的四位学者，从四种不同的视角探讨这位思想家的贡献和对今天的启示。
北大国发院原院长姚洋将森看作自己的榜样。他从 1988 年阅读森的作品开始，就深受其影响。他认为森的自由观和平等观对当下中国富有启发，要投资每个人的能力。
在农村成长的人大经济学院院长兼刘守英，从饥饿问题了解到森的研究。他由此明白饥饿是个制度问题。他觉得，森的研究总体上是关于人的发展。不同发展模式背后是理念问题。
师从季羡林的刘建是社科院南亚文化专家，翻译过森的历史文化著作和回忆录。与许多经济学家不同，他强调森的思想体现了强烈的人文关怀精神，森的成就也与他深厚的人文素养分不开。
北大经济学院荣休教授刘民权 1980 年代在牛津读博，上过两年森的课。回国之后，他多次邀请森来中国交流，翻译和审校了多部森的著作。他觉得森具有很强的人格魅力，伟大但也谦逊。
森一生提倡多重身份，反对单一的身份认同。他们的讨论可以看作对森的多重剖析。以下是这四位学者与森的四段故事。
姚洋：森揭示了人类社会争取自由的基本逻辑
1998 年，65 岁的阿马蒂亚·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森是一个陌生的名字。《读书》杂志原主编汪晖找到北大青年教师姚洋，说这么重要的一个经济学家，为什么中国没人知道他？你能不能写写他？
姚洋在上学时读过很多森的文章，答应了约稿。他花了一个多月，基本上读完了当时能找到的森的文章和著作，写成《关注社会最底层的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的学术贡献》一文。
在那篇文章中，姚洋称，森的研究主线是社会公正和道德关怀。从社会选择的纯理论到发展经济学的经验研究，森在一系列重大经济问题上作出突出贡献，获奖当之无愧。他认为，森得奖是印度几代经济学家积累的结果。
2024 年 5 月，北大国发院原院长、教授姚洋在出差途中与我们分享他的回忆。他说自己最早知道森是在 1988 年。那时他因为要写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硕士论文，跑到社科院经济所的资料室翻英文资料，找到了森讨论剩余劳动力的经典文章。“都是尘埃”，姚洋说，“图书管理员特别高兴，还有人来读这样的文章，马上帮我复印。”
三年后，姚洋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读博。由于当时的导师在研究社会选择问题，姚洋就跟着他读论文，又读到了森的文章。“我导师跟我说，这个人迟早会得诺奖。” 他后来了解到，森早在 1970 年发表《帕累托自由的不可能》（The Impossibility of a Paretian Liberal）后，就被认为能拿诺奖。
姚洋解释，自由至上主义者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私人领域，别人不能干预。这种权利是上天赋予的。但森那篇文章提出，如果遵循 “帕累托原则”，就会发现私人领域的先天认定存在问题。
所谓帕累托原则，指如果所有人都认为 A 比 B 好，那么社会也应该认为 A 比 B 好。假设社会中有三个人和三个选择 A、B、C，每个选择都代表一种行为（如 A 是侧着身子睡觉、B 是趴着身子睡觉、C 是仰躺着睡觉）。
再假设在私人领域里，第一个人认为 A 比 B 好，第二个人认为 B 比 C 好，第三个人认为 C 比 A 好。根据帕累托原则，社会就该认为 A 比 B 好，B 比 C 好，C 比 A 好。但这样就出现了逻辑矛盾。由于帕累托原则是一种直观，那问题只能出现在对私域的认定上。
“所以森说私人领域不是个人确定的，必须交给一个集体来确定。也就是说，自由不是天然的，是人们通过一个集体同意来人为决定的。不存在所谓天赋人权，人权都是我们斗争下来的。他把自由至上主义者的老根都给挖掉了。你会觉得森站得太高了。我的天，那时他才 37 岁！” 姚洋感叹。
姚洋继续解释，森揭示了人类社会争取自由的一个基本逻辑。不是你认为你有自由就有自由。自由永远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没有别人的同意，你不可能拥有自由。“这是他 profound（深邃）的地方。所以自由靠什么？靠我们斗争，靠我们用法律规定，靠我们用国家机器保护……你才能获得自由。”
森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约摄于 1958 年。图片来自：《四海为家》
获诺奖后的第二年，森出版了《以自由看待发展》，阐述人的实质自由是发展的最终目的和重要手段。他认为，“发展要求消除那些限制人们自由的主要因素”，如贫困、暴政、经济机会的缺乏、系统化的社会剥夺、忽视公共设施、压迫性政权的不宽容和过度干预。
同时，“自由不仅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发展的主要手段。” 不同类型的自由可以相互增强，如政治自由（以言论民主和自由选举的形式）有助于促进经济保障，社会机会（以教育和医疗保健设施的形式）有利于经济参与，经济条件（以参与贸易和生产的机会的形式）可以帮助人们创造个人财富以及用于社会设施的公共资源。
姚洋说这本书对他的震动非常大。森从理论上有力地证明了他相信的 “推动平等”、“服务民众” 等理念。“森让我们关注每一个人的 ‘能力’。也就是说，你讲平等，不能讲一群人的平等，而是要把平等落实到每一个人头上。要把每个人的潜力给挖掘出来，让每个人的 ‘基本能力’ 都能充分释放。在这个意义上，他说我们推动了平等。”
所谓 “能力”，指一个人从事有意义活动所必不可少的功能组合，如知识、健康、基本收入等。“基本能力” 是一个人实现自我价值和贡献社会的基础，要求国家为那些家庭背景差、自我条件低或运气不好的人提供攀登社会阶梯的条件。森认为，贫困必须被视为是一种对基本能力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
“我们不可能实现完全平等，但我们要投资每一个人，增强每一个人的收入能力，让每个人有基本能力参与市场竞争，在市场里挣得自己应得的那部分收入”，姚洋说，“比如教育资源要基本拉平，否则教育资源太集中，很多人就被荒废掉了。这才是共同富裕，也是森指明的方向。”
《以自由看待发展》之后，森更多被看作一位政治哲学家。《正义的理念》等论著成为政治哲学研究者不可绕过的经典。受森的感召，姚洋也开始对政治哲学感兴趣，反思市场万能的自由观，挖掘中国传统哲学中具有现代意义的自由、平等、民主等理念。
“森是我的 role model（榜样）。我也左倾、关注穷人，也做经济学和政治哲学，也希望我的学问和政治倾向一致。而且他不仅做研究，还把自己的理论用到实践中，深入参与印度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所以无论是作为一个学者，还是作为一个人，他都是我的榜样。” 姚洋说。
刘守英：森的研究总体上是关于人的发展问题
1981 年，刘守英从湖北洪湖农村考入上海复旦大学。
1985 年左右，刘守英在学校的英文阅览室读到了阿马蒂亚·森关于饥荒的研究，茅塞顿开。“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有八分之一的人正在遭受饥饿，那么这只是他们未能获得充分的食物权利的结果，并不直接涉及物质的食物供给问题。” 森在《贫困与饥荒》一书中写道。
今年 4 月，在北京海淀的一家书店里，刘守英与我们回忆了阿马蒂亚·森对自己的影响。刘守英面带微笑、说话风趣，带有湖北口音，他现在是人大经济学院院长兼。来人大之前，他担任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等职位。他既研究中国土地问题，也参与土地改革和地方试验，是理论和实践结合的代表。
刘守英回忆，一般人会把饥饿问题看成粮食供给不足，但森讲的是获得食物的权利问题。导致生产食物的人不能公平获得自己生产食物的权利。
“这是非常深刻的认识和发现。饥饿或温饱问题实际上是个制度问题。” 他说。
森对饥荒的研究革新了全世界的反饥荒措施，也让他的名声扩展到学术圈之外。通过研究世界饥荒史，他发现，因为威权社会既缺乏政治激励，也缺乏民众或媒体监督，无法实现准确的信息传递，所以容易导致突发的重大饥荒。
“事实上，从来没有任何重大饥荒曾经在一个民主国家中发生，不管它是多么贫困（如独立后的印度、博茨瓦纳或津巴布韦）。这是因为如果政府致力于防止饥荒，饥荒极其容易防止。” 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写道。